由帕金斯威尔设计师事务所（PERKINS + WILL）与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参与设计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光透过镂空的“细胞墙”（图∕吴恺）

　　本文作者：杰夫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及历史保护研究院教授,实验研究单位“中国大都市实验室”的创办人。曾任职于OMA、Asymptote、Michael Sorkin Studio，并于2003年成立SLAB建筑事务所，是一间位于布鲁克林的建筑及城市规划工作室。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步伐，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建设正迎来一阵热潮，几乎平均每年都有100座新建博物馆。参考近年来美国的相关数据，2012年1月至2013年底，美国只有60座新建博物馆，年均新增30座。而中国，仅仅2012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惊人的451座。这些诞生于城市新区、市民中心、CBD或文化区的新建博物馆，往往作为地标性建筑，也同样代表着中国将文化视为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博物馆生产
　　近些年，中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在全国新建大量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建筑以在“追赶”国际水平。201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确定了深化文化事业和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根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中国目前有3866座博物馆，大约平均每349,000人一座博物馆。中国的众多城市之中，只有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博物馆与人口比率可与发达国家水平比肩：平均每十万至二十万人一座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在2011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称，要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起码需要有43000多座博物馆。目前，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达到每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这似乎并非易事。据统计，2008年至2011年间，政府共投资了约80亿人民币以修建各类博物馆设施，这包括了建设新的博物馆，翻新或维护已有的建筑物；同时加大了行政管理的费用，这也使得如今很多博物馆能够对公众免费开放。据报道，中国目前约有超过六成的博物馆免收门票，约有2500座。
　　这一波雄心勃勃的博物馆建设热潮已经从沿海一线发达城市扩展到了内陆二三线城市，政府兴建博物馆的目的在于发展城市的文化与公众事业，一座又一座新诞生的建筑成了城市新建成区域、金融中心和文化区的地标。这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新建博物馆，是政府邀请国内和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的，但这也催生了很多“丑陋建筑”，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说是“奇奇怪怪的建筑”。博物馆建设速度之快，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民众的“良好期待”，和人们对前卫建筑的推崇，但正如许多批评所指出的，博物馆高烧下有诸多弊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匆匆上马许多浮夸的“面子”工程，无论在博物馆的规划还是建设过程中都不切实际，既没有足够的藏品作为支撑，也缺乏有职业素养的策展人，行政管理方面难称合理，注重硬体建设而忽视软性的内核。虽然这种由财政大力支持的方式曾经造就了诸多引人瞩目的奇观建筑，但却带来了数量庞大的闲置空间，难以消化。博物馆萎缩成一个空壳，反观建设者和地方官员曾经承诺的博物馆建设使命和办展目标，无疑是相当讽刺的。
　　繁荣背后的泡沫
　　可以说，这是一场博物馆的高烧，而它仍在持续，留给中国的是巨量的闲置展览空间，且数量仍在不断增长。过量的空间供应，远远超过了展览的需求和文化内容生产的速度。在中国，同样缺乏的是有经验的策展人以及能够配合策展的职业工作人员。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值得思考：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拥有一座巨大的地标性博物馆，是否比先确立一个对博物馆的合适定位来得更重要？如果说发展博物馆是为了发展公众事业的话，那么将投入其中的资源转向更为基础的民生工程是否更恰当呢？尴尬的是，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博物馆过剩、泡沫频生时，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博物馆和文化机构正在找寻新的空间来组织展览，许多展览也在拓展新的媒介和展览呈现方式，这就对有限的空间提出了挑战。对空间的需求也囊括了对“衍生空间”的需求，包括餐厅、文化商店、行政办公、技术支持以及藏品仓储等等。或许，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案是中国的博物馆和其他相关机构可以为其他国家的艺术品提供展览空间，增2013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蜃景—当代中国博物馆建筑的十二种呈现”展强藏品的流通性。这也会为其他国家的博物馆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通过中国的舞台来展出自己的藏品，扩大影响，也介绍给新的观众，这也给中国民众提供了一次接触国际艺术品的机会。当然，这也需要中国博物馆的素质、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安保水准的提升。
　　外围结构胜过立面
　　历史上来看，博物馆建筑，至少是那些有明确公众性质的，是通过建筑立面来表达它们与其他建筑的差异之处。博物馆往往会在正门前设计一个面向公众的台阶，公众性是立面所强调的：公众如何被引入博物馆，博物馆就是由这些立面构成，正面的立墙最为明显。而近些年来，我们在中国发现的一个趋势是弱化对以往立面的强调，相反更多选择一种围护结构（envelope）。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打造地标性建筑的冲动。与公众互动的不再是立面，而是结构，通过设置复杂的透明度或半透明性的围护结构来引导观众。不再有前后之分，有的只是围护结构的不同表达。这种结构重申了形式的商业价值—更大、更耸动、更闪闪发光的，才更有价值。能够清晰呈现这种外围结构的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个竞标方案。无论是让•努维尔的方案项目和弗兰克•盖里的方案中，都能看到这种结构，它像是一层暧昧的秒杀，兼具半透明性、反射性、静态和动态。 

成都知美术馆（图／知美术馆） 

　　图文选自068期《后泡沫时代的城市主义 新常态下的城市转变与应对》，全文《一场博物馆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