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博物馆，应该如何反映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我们最重要的社会教育，该如何改善民众的社会行为？这是博物馆做观众研究最优先、最重要的原因！

　　在做教育活动之前，我们应针对社会现象去做观众调查，才能想出在博物馆里教观众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让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有恻隐之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平和、更融合。这个议题让我想到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初，利用展览来教到城市里来做工的工人如何守社会秩序、如何将产品艺术化、如何成为高人一等的公民。他们的博物馆知道社会进步才是进步，有技巧的工人才能有艺术化的产品，所以利用经济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让工人学习社会理性化、政治民主化，慢慢累积现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成为世界的日不落国。1851年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就是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发生的，工人可以买季票，在167天中，天天都可以来看展览。

　　所以我们在责怪国内这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同时，要考虑在博物馆社会教育中，如何加强关于社会稳定、扎实活动节目的策划。也许发奖品、做竞争节目，除了人来得多之外，我们还应该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去思想、去实干、去学习。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之后，英国的博物馆就社会上工人酗酒、赌钱、去妓院等社会问题而开展博物馆教育活动，博物馆甚至晚间开门来吸引工人的参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欧美博物馆界做观众调查时，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扎根方法论(grounded theory)，即从民众生活行为中，找社会问题症结，做有针对性的观众调查，然后循着他们生活方式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列出当前的社会问题，然后分析他们的行为，看博物馆在哪些方面可以使力，就办这些方面的活动与展览。

　　比如，美国史密森机构(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作的艾滋病展，其设定观众是15～18岁青年。因为艾滋病的主因是性交不固定，这些青春期期的孩子最容易犯错，所以让他们理性了解就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办法。所以他们做展览之前，就要了解青年的相关行为，他们从哪里知道性交的事情，他们对此生理需求的态度与需求是什么。从博物馆访谈中收集资料去做展览，让他们知道如何更健康地了解自己的生理需求，万一出问题要到哪里去求援，否则后果是什么等等。这样，社会青年就会有健康、正面的知识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切身问题。

　　美国史密森机构常常针对这种健康议题做40～50个馆的巡回展，一展就是四、五年。除了艾滋病之外，针对老人他们会做老化（Aging）展览。这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老化过程，那么你就会知道每个年龄阶段，该如何健康地防老。在做这些科普展览之前，史密森机构会先做关于美国的普遍调查，才能知道民众对老化的认知、态度与需求，这是社会一般人对老化的认识，再去规划，认知不正确的要如何修正、态度不认真的要如何加强、需求不能负担的要如何了解与使用政府有的社会福利，才不会让观众看不懂你的展览。 

　　社会是变迁的，博物馆要知道它变迁到什么水平。如果因为有了看博物馆展览的经验之后，博物馆也要做调查，他们的水平是否提高了，那博物馆就要知道，接着要展什么内容、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即展览的水平要跟着观众跑，而不是观众跟着研究员跑。我们的展览常常会让观众不懂装懂地看，尤其是小小解说员，都背了一些十年之后他可能还不会懂的东西，这叫知识吗？我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