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英国伦敦的达利奇美术馆（Dulwich Picture Gallery）日前给参观者和评论人出了一个难题。美术馆花了120英镑，通过网购的方式，在中国订制了一幅油画复制品。2月10日至4月26日，这幅作品暂时替换下馆藏真迹，和美术馆收藏的其他古代大师杰作悬挂在一起。达利奇美术馆邀请公众及艺术专家（包括佳士得和苏富比的鉴定专家）从真品中找出这幅鱼目混珠的作品。而在整个项目结束时，他们将会公布最终的答案，真假两幅作品将并排陈列，供世人观摩比对。

　　“复制品的质量很好，当它跨越千山万水寄送到美术馆时，大家都很兴奋。有趣的是，当我们把真假两幅作品并排放在一起比对，它们的区别又那么明显。这种感觉很有趣。”策展人哈维尔·布雷（Xavier Bray）表示。

　　这一名为“中国制造：道格·菲什伯恩计划”（Made In China：A Doug Fishbone Project）的项目由艺术家道格·菲什伯恩策划。

　　一幅中国制造的行画

　　达利奇美术馆拥有200多年历史，拥有伦勃朗、鲁本斯、提埃坡罗（Tiepolo）、穆里罗（Murillo）、普桑（Poussin）等艺术家的名作，其中尤以丰富的关于尼德兰-弗拉芒地区的艺术收藏享誉全球。目前，美术馆内总共展出了270幅大师作品，每一幅都价值连城，而要从中找出一幅120英镑的行画，或许并不那么容易。

　　据悉，这幅作品是从中国厦门订购的。艺术家选择的这家中国福建的“油画工厂”拥有150名画工，其中很多人是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可以按照波提切利、凡·高、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方法进行绘画，满足来自全球顾客的订购需求。实际上，中国行画业非常兴盛，仅福建省目前就有数百家这样的画室，而著名的广东省大芬村每年会出产500万幅油画复制品，这些复制品不仅会销售给中国国内市场，也会提供给沃尔玛之类的国际销售商。菲什伯恩特别指出，绘画的复制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它有助于普通人接触亲近艺术。严格的说，这些作品还称不上“赝品”，因为画室通常会稍许改变绘画的尺寸，使其和原作有所不同。

　　菲什伯恩和布雷本希望亲自拜访画室并与画工见面，但最终他们选择了直接在网上订购，他们将高像素的图片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传给对方，之后，完成的画作就通过邮政渠道返回到他们手中。

　　“这就是我们委托制作的过程。” 菲什伯恩表示。据悉，哈维尔·布雷和菲什伯恩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有机会来到中国和这位画工碰面。尽管这位画工可能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自己复制的绘画真迹，仅凭一张照片就可以进行制作，但布雷和菲什伯恩都对于其绘画技巧相当叹服。

　　菲什伯恩表示，对于观众是否能找出这件作品，他也没有把握，特别是在美术馆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展品都有光晕环绕，会让人无法清晰分别。“这个项目不仅是要找出假货那么简单，我们更希望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让人们思索当代人如何观看、欣赏艺术，如何判断艺术的价值。”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这个项目不乏玩笑成分。他希望美术馆的礼品店能够出售写有“我没找出复制品”（I failed to spot the replica）的T恤衫。

　　将真赝问题推向极致

　　达利奇美术馆的收藏是在18世纪晚期由艺术商诺尔·德森凡斯（Noel Desenfans）和弗朗西斯·布尔乔亚（Francis Bourgeois）爵士完成的，他们当时在为波兰国王采购绘画。但不久之后，波兰遭受了灭国之灾，而这批收藏也因此流落到达利奇学院，安置于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设计的美术馆中。弗朗西斯·布尔乔亚当时希望这批收藏能够“经得起公众的检验”。

　　尽管达利奇美术馆的艺术珍藏之中不乏举世瞩目的杰作。但美术馆馆长伊恩·迪贾汀（Ian Djardin）也不得不应付对于馆藏中部分争议画作的质疑。举例来说，人们曾经相信达利奇画廊收藏有5幅提香作品，而今没有一幅可以归于提香名下，只有一幅《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被视为提香工作室出产的一个较好版本。此外，美术馆曾经拥有5幅凡·戴克的作品，而今只有一幅毫无争议，另外4幅的标注分别为：“凡·戴克工作室作品”，“归于凡·戴克名下”，“仿凡·戴克作品”和“根据凡·戴克风格绘制作品”。

　　或许，在艺术界的学术领域，这样关于特定作品的争论和反复并非特例。事实上，所有的艺术收藏都必须面对真赝问题的拷问，而达利奇美术馆却通过这样一场展览将其推向了极致。

　　“中国制造：道格·菲什伯恩计划”将探讨原作和赝品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商品的角色，这一角色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领域已经愈发彰显。

艺术家试图以“中国制造”这个标题来挑战人们心中便宜货的概念。

　　关于展览的标题“中国制造”，菲什伯恩坦承是在挑战人们心中便宜货的概念。一般西方人看来，“中国制造”就意味着价格便宜，但质量则未必能够得到保障。与此同时，“西方人也担心中国制造的商品会充斥市场，就像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一样，” 菲什伯恩表示，“因此，本次展览就将一幅中国制造的便宜货混进大师杰作之中，想必会让一些人如坐针毡。”

　　所有作品都可疑起来

　　达利奇美术馆更期待着这个计划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对于美术馆的兴趣，让观众和展品产生互动。“总是达利奇美术馆拥有诸多大师杰作，大部分观众观展时都是走马观花，”美术馆馆长迪贾汀表示，“他们在每幅作品前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有时候甚至瞄两眼就走，极少有人停下脚步认真欣赏，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心疼。”策展人布雷也希望复制品不太容易被发现，“这样，观众就有机会仔细观察没一幅作品。甚至看到这些画作因历史沿革而产生的裂痕。”

　　某种程度来说，它已经成功了。

　　“当我面对阿尔伯特·库普（Aelbert Cuyp）的作品《牧民和牛》（Herdsmen with Cows，1645)时，我从未如此认真地观察过他描绘乳房的方式。”《电讯报》（Telegraph）记者阿拉斯泰尔·斯玛特（Alastair Smart）描绘了他观展的感受，“墙上的文字显得那么遥远，我们只需要关注眼前的画布，凭自己的眼睛去见证。”

　　将一幅复制品混在美术馆里，将会改变参观者欣赏作品的视角和态度。观众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判断，而非盲信美术馆的权威。一方面，美术馆空间为这件复制品提供了被欣赏的机会。如果有专家能够找出这件作品，我不会感到惊讶，但它确实也画的不错，并且能够让人感到疑惑。有一件赝品混在美术馆里，会让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可疑起来。

　　何不建个“伪造博物馆”？

　　实际上，从展出第一天起，希望试试眼力的观众就在美术馆外面排起了长队。

　　英国卫报撰稿人梅芙·肯尼迪（Maev Kennedy）大胆揣测，这幅复制品的订制价格或许是一条线索。因为中国的行画工厂通常是根据绘画的尺寸以及复杂程度来要价的（艺术家透露了他购画的网站是www.1stpainting.com，网站上有明码标价）。而艺术家道格·菲什伯恩（Doug Fishbone）成功地将价格杀到150英镑。 据悉，《卫报》的代表最终选定了一幅17世纪晚期的荷兰花卉静物画，尺寸适中，复杂程度适中。

　　《卫报》另一位艺术评论人乔纳森·琼斯则对整个计划感到不以为然。“只有真品才有价值。”他感到很不高兴，“赝品会让公众感到迷惑，会损害欣赏杰作的乐趣，只剩下一个后现代的自以为是的游戏。我才不陪他们玩呢。我压根儿不会靠近那个地方。”

　　《卫报》网友则有不同看法，urbanegorrila在琼斯的评论下留言道：“在经济学价值上，‘完美的’赝品是一种欺骗。从美学角度来说，如果一件作品画的足够好，它同样可以感动观众，因此无论是赝品还是真品，同样有其自身价值。”

　　Gbrading更是直接反问说“为何赝品就不是艺术？”，“而今，我们的美术馆里可能挂着不少赝品，而我们对此全然不觉。要制作一件能够骗过专家的赝品需要不差于真品的技术。我觉得创立一个‘伪造博物馆’还挺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