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宽阔楼梯处

　　1994年，我们第一次为了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竞赛项目到这里参观泰晤士河畔发电厂的时候，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睡美人的城堡。一个巨大的都市山丘，杂草丛生，铁丝网和带刺的玫瑰包围着它，仿佛是在扞卫隐藏在内部的美。当时它看起来危险丛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那种情形了，在那高墙背后，它曾经完全地与公众生活隔离开来。

　　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座建筑真是个怪物。我们决定不要和它硬来。我们使用的方式有点像日本的合气道，借力打力，以柔克刚。我们需要利用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的建筑原有的力量，让它失去平衡，再找到破坏这种对称性的方式。

　　在屋顶的玻璃部分——所谓“光梁”——在东端戛然而止，我们去除了西端的角落。我们并不是害怕对称，但我们确实不太喜欢它。我们不是古典主义者，我们先从明显的形式入手，然后对它进行改变。

　　涡轮大厅也许是我们事业生涯最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初次发现那里的时候，还塞满了涡轮机，但它依然显得威风凛凛。你可以想象建筑师脑海里有一座教堂。我们最大的动作是将地面金属板去除，让整个空间完整显露出来。它看起来那么大，几乎就像是一个教堂的中殿。我们希望让观众下到最底层，这样每一层都有同样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觉得地下室是次要的。

　　入口的坡道也很重要。这并非有意参考任何东西，但这是基本的空间经验。就像西耶那的坎波广场，还有蓬皮杜面前的广场，这是将人们从一个平面引到另一个平面最温和的方式。

　　尼可拉斯·塞罗塔（泰特主席）

　　当我提议将泰特建立在泰晤士河畔，很多人觉得我一定是疯了。这是伦敦被忽视的部分，甚至是有些邋遢的部分。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这个1950年代的发电厂能转换为一个现代艺术的美术馆。我们踩点了不少场地，但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存在，它的诞生必须让城市发生改变。

　　我们举办设计竞赛，邀请安藤忠雄、大卫·奇普菲尔德、雷姆·库哈斯、伦佐·皮亚诺等建筑师参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最终入选，因为他们选择了做最少的改变。其他有些人为原始的建筑设计了雄心勃勃的增建项目。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看到我们只需要转变方式发挥这个空盒子的潜力。

　　很多方面，这也是经济方面的考虑。

　　展厅的高度很重要。每次我走进5米高的空间，总会由衷感叹，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你头上的空间永远不嫌多。当时，工业空间改建而成的美术馆还不多见，但还是有两个先例，一个是瑞士沙夫豪森一家博物馆，是由纺织厂改建的，另一个就是弗兰克·盖里将一个车库改建成了现在的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

　　在安排空间的时候，我们设置了固定的参观路线，但是这样观众就不得不经历一定程度的跋涉。在新的建筑中，动线比较开放，我们希望通过一个更大的空间来打破旧有的感觉。

　　我们选中河畔这个建筑的时候，人们说，如果你想拯救一座吉尔伯特·斯科特的建筑，应该选巴特西电厂。我们的确考虑了巴特西电厂，但它属于个人名下，对方要价很高。而且那个电厂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太大了。谁会料想到，我们的观众人数已经翻了倍，16年后，我们又扩建了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