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盖勒·史法利尔(Miguel Chevalier)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用数字工具进行艺术创作,是当代艺术界最早用数字工具创作的艺术家之一。他绚烂多变的数字艺术常常能让世界各地的历史建筑焕发出活力,让人重新发现城市的公共空间,并与之互动。前不久他来到上海,在静安区一个开阔的广场上创作了巨型的《数字睡莲》,夜色降临后,可以看到人们与广场地上的数字花卉互动。在大楼通道的地上,他创作了《转自然》,四个投射在地上的池塘在行人走过时会开花、生长。另外,他在两幢建筑之间的天桥上创作了一个彩绘大玻璃窗《梦中的花园》,在室外的阳光照射下产生变化。
米盖勒·史法利尔(Miguel Chevalier)
记者:你2014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圣心教堂的地上做了一件巨型的《数字阿拉伯式花饰》,2015年在剑桥的女王学院的教堂内部创作了宇宙星际般浸入式的作品。这次,你想通过数字作品如何与中国观众互动?
史法利尔:艺术家为人们提供新的视角去看城市,看建筑。有了人工的光线,大城市里夜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公共的城市空间可以数字化。我这个关于广场的装置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把艺术带给那些平日里并不一定会去美术馆、画廊的观众,使他们不经意间看到这件艺术品。这件广场上的作品重新把自然和诗意带到城市的环境中,它也使观众可以重新体验这个公共场所。这件作品成为了一个约会和社交的场所 。
另外,我开发的软件有个优点,它可以根据当地的环境生成新的样式。所以我在《数字睡莲》这件作品中选了几种在中国有较强的象征意义的花,比如百子莲属、兰花、山茶花和桃花,象征兴旺、象征爱。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作品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也让人感到生机勃勃,感受到生命的循环。因此尽管大家的文化背景不同,但都能看懂,都有所触动。
米盖勒·史法利尔,《亲爱的世界......您的剑桥》,2015,英国剑桥女王学院
记者:你的艺术是一种综合的艺术、一种“总体艺术”。它融合了数字、光、绘画、视频和互动甚至自动生成的系统。你的灵感来源也很多样:例如自然,代表有《转自然》、《变形花》、《世界的起源》、《数字絮片》、《变形云》;也有来源于科学类的,例如《亲爱的世界……您的剑桥》,就受到了霍金的黑洞理论的启发;还有来源于传统艺术的,例如《数字阿拉伯式花饰》和 《魔毯》;另外还有科技方面的,例如《像素》系列作品。你用数字工具创作想象和诗意的世界。最初,你怎么想到创作数字艺术的呢?
史法利尔:我在1978年进入了巴黎美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绘画和雕塑的基础。我相信前卫艺术家已经开拓了绘画领域的所有可能。艺术家不断地把绘画往前推进,为的是摧毁它。今天仍然有人相信绘画的潜力。1980年代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在经历对绘画所有的“解构”和否定之后,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超越它们。
从19世纪末和到20世纪的艺术史中,我们发现在每个时代艺术家都使用他们所处时代的工具进行创作。比如,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的艺术能显示出机器和工业时代的样子。波普艺术和新现实主义的艺术运动与工业社会与消费社会有直接关联。曼·雷(Man Ray)在摄影并不被当作是艺术媒介的时代使用摄影创作,并展现出了摄影本身可以创作出艺术的能力。今天,摄影和绘画一样是一种艺术形式,并得到认可。我对录像艺术以及白南准(Nam June Paik)和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这样的艺术家也很感兴趣,他们的艺术也说明了录像可以发展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觉。
在1980年代初的法国,媒体越来越数字化,人们开始谈论信息社会。当时这个领域还是片处女地,还没有被当代艺术开拓。我当时希望可以深入并展现数字工具也可以创作全新的艺术。我意识到,我应该立刻抓到它的关键。对我来说,用数字创作拥有无限的表现方式。如果有一个领域可以更新二十一世纪的思想,那应该要归功于数字虚拟工具。摄影用了70年时间才被承认为和绘画一样是一种艺术。录像用了五十年时间。数字艺术在长时间以来也走了前人的路。艺术界、尤其是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种新媒体,并且承认它是一种艺术。
米盖勒·史法利尔,《数字阿拉伯花饰》,2015(法国摩洛哥文化季), 摩洛哥菲斯Dar Batha,互动、自生虚拟现实装置
记者:你的艺术是怎样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
史法利尔:如同所有的艺术形式,创造力本来就是所有发展的中心,一些新的想法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1980年代初的困难在于很少有电脑,只有在实验室或是电视台才有电脑。有赖于一位法国CNRS研究机构的工程师的帮助,我在光学中心使用大计算机设计了我最早的以自然和人工为主题的数字作品。1980年代末,诞生了一些具有强大的微计算机的个人电脑及色彩打印机,我终于有了个人电脑,用它们开发了最早的自动生成软件,自由地创作了一些二维作品。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新时代出现了电子游戏,人可以沉浸在实时的三维世界里。有了第一批价格适中、可以计算几千个多角形的图像磁卡后,我靠编程专家的帮助,创作了我的第一批自动生成的作品,比如虚拟花园《转自然》。随着图像磁卡和计算机的计算功能的日益强大,我得以创作出一些自动生成以及可以实现互动的虚拟现实作品,例如《转自然》和《数字睡莲》。
许多人认为数字与绘画以及艺术史是断裂的,但它应该是种传承。19世纪就有一些艺术家预兆了数字艺术的诞生,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会有信息化世界的到来。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从关于光的衍射理论中得到启发,发展了点画法。蒙德里安也从特别具象的绘画开始,逐渐减少绘画中的颜色和造型,向极少的几何化方向发展。离我们更近的还有波普艺术的罗依·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或是法国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阿兰·亚盖(Alain Jacquet),他们都对放大点胶印帧很感兴趣。我现在的创作并不完全基于点胶印帧,也基于像素网。像素是我数字艺术研究里经常出现的图像。
米盖勒·史法利尔,《转自然》,2014,互动、自生虚拟现实装置,法国绍蒙鲁瓦酒曲马厩
记者:我注意到你的艺术媒介从开始时的小屏幕发展到后来变成建筑一般的规模。
史法利尔:你说的对。我一开始就想走出小屏幕,在一些更大的公共空间创作一些建筑规模大小的作品。技术的发展、录像投影的更新使它得以实现。同样,屏幕也变得越来越薄,它们就如同我作品的画布一样,我的作品也成了动态的绘画。
记者:你的作品中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有一种揭示建筑的能力,特别是它对于历史建筑来说。
史法利尔:你说的对。我根据作品的展览环境创作了一些作品(in-situ)。丹尼尔?布罕(Daniel Buren)的作品在1970年代大大推动了这个观念。这也是我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的作品根据不同展出空间会做出调整。我很喜欢在非典型的场所,根据展览环境创作作品(?uvre in-situ),比如我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圣心教堂,以及意大利的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的作品。我的数字艺术带我重新去阅读这些建筑遗产的历史,并使它们有了新的面貌。我在静安嘉里中心做的几个装置也是根据场地的特点而创作的。
米盖勒·史法利尔,《魔毯》,2014,卡萨布兰卡圣心教堂
米盖勒·史法利尔,《魔毯》,2014,意大利安德里亚蒙特城堡
记者:这让我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他们在教堂或是私人宅邸里绘制壁画。
史法利尔:是的。这些壁画是有见识的神职人员或赞助人定制的。这些作品与教堂或是宫殿的墙壁和屋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它们是按照空间的大小构思的。其实我感兴趣的点,就是根据特定的场地创作,或者把一个场地当做作品来进行创作,比如我最近的一件作品《进出人工天堂》,它很快会在圣鲁瓦肖蒙城堡公园(le parc du chateau de Chaumont St Loire)展出。它是一个有穹顶的建筑,在建筑内部可以通过图片实现360°度沉浸式的多感官效果。
记者:你还通过录像投射,从建筑中解放出来,并不仅仅是被建筑定型。
史法利尔:是的。灯光使得建筑看上去变形了。我的装置的浸入感增强了这种效果。浸入感是我创作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它能带给观众一种从所未有的体验,并且丰富人的感观。大型装置的虚拟现实可以使观众沉浸到一个虚拟的空间中。他们被图片包围,与外部世界所有的标识隔离。红外线传感器使观众可以与作品互动,扩大浸入感。我希望继这个作品之后,能有机会在中国更有历史的建筑中创作一些作品。
记者:也许会有别的机会,因为中国还是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
史法利尔:我对此很感兴趣,会很高兴能再次来中国创作。
记者:你关于自然的作品似乎揭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你对自己创造的自然是怎样看的?
史法利尔:自然是艺术史中一个常见的主题。不同时代的绘画都曾经或从自然汲取灵感,或对它重新创造,或把自然崇高化。自然也是我创作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我从2000年初开始创作数字花卉和虚拟花园,他们在我的虚拟世界里生根发芽。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虚拟生活不仅仅有可能,而且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今天人们在实验室里建模、模拟动植物的生存条件。许多蔬菜水果如今也都长在暖棚里。而这些完全是人工的空间。花园是我们当前世界的一个反照,自然越来越受人的制约。
我受这些研究的启发,把它们运用到虚拟的植物中。这些虚拟的花园开拓了一个诗意和隐喻的世界,并揭示了自然与人工间的关系,即自然和人工如今共存且互相补充。
我的一些作品的生命过程,是由国立农艺研究院的科学模型所设计的。我的虚拟花园用生物学的基因算法设计,它们可以让我创造出虚拟的生命世界,植物在其中生长、蔓延、消亡。我在《数字睡莲》这件作品中寻找莫奈的绘画世界中的感觉,特别是我在几个系列中对光线、对时间和对自然的探索。在这里我们用光创作花,它是数字印象派的新形式。红外线传感器使我可以创作出可以与观众互动的花园,它们创造出一种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人与再造的自然的新的共生关系。
米盖勒·史法利尔,《转自然》,2015,比利时布鲁塞尔
记者:你是怎样创作的呢?
史法利尔:制作我的作品的软件需要许多能力。从乔托、鲁本斯到库尔贝,艺术家工作室里都有许多学徒,他们完成了大师的一部分作品。在二十世纪,许多艺术家也是这样工作的。比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他在纽约的“工厂”(Factory),或者是克里斯多(Christo)和他的工程师和多种工种的团队一起完成了他的巨型创作。
我从十几年前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工作空间,叫Fabrika。这个工作室聚集了软件工程师、电子技术员、以及技师,我和他们一起默契地完善我的作品。这个工作室是一个研究实验室,在把我的大型作品拿去艺术中心、美术馆和公共空间展览前,我可以在这里实验我的作品。我的创作需要综合能力,就像一个指挥需要各种乐器的乐师才能实现一场音乐会。
记者:你作品的颜色非常鲜艳、饱和。这是不是数字艺术的特点?
史法利尔:其实我经常用鲜艳的颜色,甚至是荧光色,但这并不是数字艺术的特点。这是我对颜色的感觉。对我来说,色彩就是活力。我想这也许是我十四岁前生活在墨西哥的经历带给我的影响。在墨西哥,人们喜欢色彩,我们在市场里的寻常的物件上都能看到色彩。建筑的外墙常常被粉刷成特别鲜艳的颜色,红色、绿色、蓝色和黄色都有。
记者:你对想用数字工具创作的爱好者来说有什么建议?如何入手?
史法利尔:如果创作数字作品,首先要特别喜欢这种媒介,并且有创意。然后,要喜欢团队合作,像我和软件工程师这样一起创作软件,有时候这会需要一到两年时间的工作。如果我们独自工作的话会比较难,因为这需要双倍的技能,一方面要有艺术创作力,一方面要有扎实的编程知识。总的来说,用数字工作创作就像用其它媒介创作一样需要毅力、勤奋、尤其是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