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记者:在您心目中,博物馆应该是人们生活中怎样的一处所在?
　　陈履生:是一个可以伴随你一生的地方,小时候,父母带你去参观;读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参观博物馆的感受写进你的作文里;大学里写论文,你选择来博物馆做某个专题的研究;有一天,你牵着情侣的手而来,参观博物馆成为你们的浪漫之旅;然后,有一天,你和你的爱人带着你们的孩子来了,一如当年你父母做的那样。你看,这样一种轮回,多么美妙: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见证一个人的成长,见证一个社会的发展,见证人类文明的传承。

　　记者:这是文化的见证,也是文化的滋养。
　　陈履生:是的,但目前来说这还是一种理想。到国博工作之前,我曾在中国美术馆工作。有一次,招聘大学毕业生,我问一位来应聘的女孩,你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来过几次美术馆?她说一次也没来过。
　　这说明,像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尚未成为公众生活的必需,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记者:有数据表明我国博物馆的数量列世界第二,并且每年还在新增200座左右的新馆。有人据此认为我们的博物馆建得太多了。
　　陈履生:有时候,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柏林那么小,有那么多博物馆;中国一些边远地区,那么大,却没几家博物馆;即使在一些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的国内城市里,博物馆也不算多。
　　我认为,即使从绝对数字来说,我国的博物馆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记者:少而且分布不均。
　　陈履生:更关键的问题,不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有没有建好、管理好。博物馆最早出现在英国,至今西方对建立与运营一个博物馆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做法,基本上是先有藏品再建馆。而我们很多地方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管有没有藏品,一窝蜂地建;一建,就要把博物馆建成地标,要超过其他省市,要成为最大。他们展的不是藏品,而是面子。

　　记者:您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问题在哪里?
　　陈履生:太快了,我们走得太快了。西方博物馆历经300多年才发展成熟。而我国是在1912年,经蔡元培先生提议后,才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博物馆的,迄今不过百年,当中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博物馆才真正起步,但当中又有停顿,上世纪80年代后,各地才纷纷开建博物馆。
　　但一下子又走过头了。跟我们现在干别的很多事一样,我们建设博物馆也追求速度。光想着多少时间内建成多少博物馆,却不怎么考虑建成后给观众看什么、怎么看。

　　记者:您曾把博物馆比作一座城市的客厅。客厅既是家庭会客之所,更是家人沟通交流的重要区域,需要用心打造、慢慢打造。
　　陈履生:我补充一下,博物馆还是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成年人的终身课堂,甚至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祠堂。文化的源头在这里呈现,文明的创造在这里荟萃,这样的建筑能匆匆忙忙、火急火燎地建造吗?
　　文化是血脉,是基因,是从历史传承而来的。这可不是造一台电视机,我设计不了,还可以组装,文化建设不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