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大讲堂第9讲“一叶知秋——以展览的方式思考齐白石及20世纪中国艺术”在我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主讲人为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先生。

　　所谓“一叶知秋”，意指以个案勾勒全景，以齐白石为起点，逐步把研究范围扩充到20世纪中国美术整个宏观图景。“以展览的方式思考”，是吴洪亮先生作为艺术管理从业者特有的思考角度。他以策划展览的经历为背景，为我们介绍了齐白石的艺术特点、生平趣事、社会关系等，并由此出发，阐释了20世纪中国美术一些有意思的案例。

此为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上个世纪50年代拜访齐白石时画下的速写

　　20世纪的中国美术，曾经受到过国际上的“忽视”。在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先生所著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序言开篇部分，他这样写道：“对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和鉴赏是非常晚近才开始的。1959年，当我出版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研究此课题的专著时，西方同行们批评我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在西方世界，传统的中国画被认为“没有新东西”，而当艺术家进行了新的尝试，又被批评为“模仿西方”而遭受排斥。在国内，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也曾是件“尴尬”的事情，吴洪亮先生认为，这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变迁而遮蔽；第二，因太近而不够清晰。

　　这样的局面，随着近年中国逐渐富强，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而获得了扭转。近年来，齐白石的艺术个展经常出现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这反映出20世纪中国美术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变化，国内学者也对这个课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北京画院对于齐白石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反映。下面就以吴先生介绍的在北京画院举办的齐白石展览为例子讲起。

　　真有天然之趣

　　画上题款“己未六月十八日，与门人张伯任在北京法源寺羯磨寮闲话，忽见地上砖纹有磨石印之石浆，其色白，正似此鸟，余以此纸就地上画存其草。真有天然之趣”。

　　齐白石（1864─1957），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家，吴洪亮先生称其为“集中国艺术大成”。北京画院通过院藏2000余件齐白石作品及文献的收藏，建构了齐白石作品的常年陈列。这足可见齐白石一生创作数量之庞大，如此大量的作品常让想了解齐白石的人感到不知从何入手。筛选的责任落在美术馆和策展人身上，他们必须告诉观众，哪些东西更为重要。

　　吴洪亮先生举例，2010年由北京画院策展的“真有天然之趣——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标题，就很好地概括出齐白石的特点。一句“真有天然之趣”，出自齐白石的一幅朴实无华的画稿（上图）。“真”代表了艺术家坚持真诚、真挚的艺术态度；“天然”反映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宇宙观；“趣”则意味着齐白石所追求的艺术格调。这个展览挑选了齐白石200余件作品，都离不开上述三点。

　　三方印章，白石写照

展览展示了齐白石一方印章“鲁班门下”

　　在展览上，如何用最短的时间为观众介绍齐白石？

　　吴洪亮先生的答案是“印章”。

　　齐白石自认为“印比画好”，在他篆刻的能代表他艺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多方闲章中，三方最有代表性的是“鲁班门下”“寂寞之道”和“知己有恩”。齐白石早年是一名木匠，27岁才拜当地文人为师，学习诗书画印，说自己是“鲁班门下”，是齐白石告诫自己要做一个不忘本的人。齐白石曾道：“夫画道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从事于画。”他一生自学成才，虽一路上也有老师教导，但主要还是依靠自我成长，将绘画视为“寂寞之道”，这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和成功的秘诀。齐白石一生遇到了不少帮助他的人，他第一位老师胡沁园先生，很欣赏齐白石的画才，不仅不收他的学费，还在经济上帮助齐白石，让他安心学习诗文，提高文化修养，“白石山人”的号，正是胡先生为齐白石所起，以便将来作画题款之用。齐白石非常感激胡沁园等帮助过他的人，“知己有恩”是他感恩之心的写照。

　　除了胡沁园以外，当时的许多画坛名人，都与齐白石关系很好，包括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等，尤其是徐悲鸿，齐白石在央美任教的时候，就格外受到了徐悲鸿的关照。我们也许可以从当年一封信看出二人的关系：

徐悲鸿在端午节写给齐白石的信

　　白石先生：

　　兹着人送上鲥鱼一条，粽子一包，并向先生拜节。鲥鱼请嘱工人不必去鳞，因鳞内有油，宜清蒸，味道鲜美。敬祝节禧。

　　廖静文、徐悲鸿，五月初四

毛泽东写给齐白石的信

　　1952年，毛泽东主席也给齐白石写过一封信，短短两句话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情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在展览中陈列一纸书信，比起单纯的老照片更有说服力。从这些地位显要的人物写给齐白石的字里行间中可见，他们对白石先生是十分尊敬、关心有加。旧信使齐白石与其他人的关系变得鲜活起来，也从侧面的角度反映了齐白石的“知遇有恩”。

　　商业画家，个性强烈

仔细看这幅画，虾和字是由两张纸裱在一起而成的

　　苏立文曾说：“齐白石是一个商业画家，是保持了强烈个性的商业艺术家。”

　　说齐白石是商业画家，不仅因为他以卖画为生，而且他详尽标价，锱铢必较，不自诩清高，是一个明白人。上图的这幅画，齐白石题道“此小虾乃予老眼写生，当不卖钱”，画在前，字在后，两者裱在一起，也许是齐白石从自己的作品中翻到了这幅画，很有感触，便写了一张纸条表示“不卖”。

齐白石的卖画原则

　　齐白石在卖画这件事上非常讲求原则。1948年，他写了一张纸条：“面，大者，三十元；中者，二十五元；红色，重用十元；少用五元。刻印，朱文廿元；白文十五元。以上每元加一角。”他作画用的红色颜料是进口的，价格比较贵，他的创作按生产成本来定价钱。他的定价有理有据，加一角也是涨价的粉饰，远远比不上当年物价的飞涨。一句“出门之画回头加印、加字，不答应”，将他生意人的性格表露得淋漓尽致。

蛙声十里出山泉

　　齐白石

　　129cm×34cm

　　1951年

老舍写给齐白石的信

　　《蛙声十里出山泉》是齐白石当年为老舍画的一幅画，画面中只见蝌蚪，不见青蛙，却恰好暗示了十里山溪的细水长流，很多人都认为齐白石的构思绝妙。但是一份“委托书”却道出，实际上老舍本人才是画面的设计师，在这封信里，老舍请齐白石作画四幅，第二幅是《蛙声十里出山泉》，用红字写下了要求“蝌斗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这份文献，提示我们的是两个文化名人的交往态度，当年老舍的名气比齐白石高，但老舍从未提过这幅画是他自己的创意。

　　齐白石一直遵守商业画家的操守，花了多少力气就赚多少钱，据说，齐白石后来只画了两幅画，把画面放大了一倍，从二尺小幅变成四尺大幅，最后亦收足了三万元钱。但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也不尽是一件商业作品，还体现了文学家与画家共同探讨艺术理论，文人之间互相扶持的一面。

　　还有一事可以看出齐白石作为一个商业画家的身份，那便是他的印章都很薄。北京画院的展览“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的金石心迹”展示了齐白石的三百石印章，它们大多都很薄，这也许是因为齐白石到处云游，在各个地方卖画，薄的印章就轻，方便携带。而且这其中有四面印、五面印，甚至六面印，只有商业画家才需要带一枚同时具备多个功能的印章出门。展览也为了这些特殊的印章设计了多种展示架，利用多媒体技术可随时“把玩”印章的每一面。

　　人生若寄，手札情思

展览前言

　　在北京画院的10个齐白石展览里面，其中“人生若寄”展览是一个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展览，展览前言就借用了齐白石自述：“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

展览展出了齐白石的日记

　　展览上展出了1919年齐白石到北京后的《己未日记》，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幅画，画的是北京南城灯泡厂商的黑烟，吴洪亮先生笑言：“这是北京雾霾的开始。”日记的内容是这样的：己未七月初八日游城南游艺园，远观晚景，其门楼黄瓦红壁，乃前清故物也。二浓墨画之烟乃电灯厂碳烟，如浓云斜腾而出，烟外横染乃晚霞也。

画面中央有油渍

　　初到北京的齐白石的心态很有意思。这幅同样创作于1919年的画，画纸上沾了油污，但是齐白石不舍得扔掉，写道“劫余之纸为油所污，非惜不能舍，因借此以纪念丁巳之乱也”。那时候，齐白石在湘潭已经出名了，闹匪乱的时候，日子很艰苦，甚至有很多人跑来抢齐白石的画。齐白石为了避难“北漂”，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他用这张脏兮兮的纸画了这幅画，表达出他在逃难路上的慌张和辛劳，也包含了一份劫后余生的感慨。

展厅中的拓片，引出了很多故事

　　这位看着齐白石作画的外国人是捷克画家、收藏家齐蒂尔，后者最早把齐白石的画带到欧洲，齐蒂尔收藏了不少齐白石的作品，在他身后都捐给了捷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在这幅代表了中捷艺术交往的照片里，挂在墙壁上的横幅十分醒目，“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这一副对联出自洛阳龙门石窟上的石刻字，这幅拓片是齐白石的学生李苦禅的父亲送给齐白石的。

这一组画，体现了一种艺术传承的关系

　　在讲座上，吴洪亮先生还谈到了以传承为切入点的20世纪个案的研究与展览，比如齐白石是李可染的老师，李可染又是周思聪的老师，通过一些作品可看出他们三代传承的关系。

　　吴洪亮先生还介绍了齐白石和溥心畬鲜为人知的关系，一般人以为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根据考证：启功先生在《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一文的开篇即提到：“先生幼年启蒙师是谁，我不知道，但知道他们兄弟（儒、僡二先生）文学书法上影响最深的是一位湖南和尚永光法师（字海印）。这位法师大概出于王闿运之门的”。王闿运字壬秋，世称湘绮先生，入过曾国藩幕府，齐白石曾拜在王的门下，向其学习诗文。1904年，王闿运为齐白石撰《白石草衣金石刻画序言》，在北京画院就收藏有王为其题写的“寄萍堂”横批。有意思的是，假如这位法师确出自王闿运之门，那么齐白石就要算是溥心畬的师叔一辈了。

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吴湖帆

　　中国画

　　135×67cm

　　1965

　　上海中国画院藏

　　除了介绍齐白石与当时许多艺术名家的关系以外，吴洪亮先生最后还以吴湖帆创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谈起，研究当时吴湖帆的境遇和创作该画的心态。吴湖帆的后人曾说到，吴湖帆是科技爱好者，画这张画的时候一次次地去观看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经过研究才画了这幅画。另外一种说法，比如卢辅圣曾在《“志”与“行”的错位——吴湖帆略论》中指出“吴湖帆其人，指出其一生为人、从艺在 “志”与“行”上较大程度的错位与失落。”这种观点认为《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一画是他对艺术功利观的自觉应顺。

　　而吴洪亮先生结合吴湖帆晚年的经历，认为吴湖帆的这件作品，体现的是一种“大我”和“小我”的融合体。

　　这样一张画又可延伸至20世纪末，蔡国强的作品《有蘑菇云的世纪：为二十世纪作的计划》。

蔡国强，爆破计划《有蘑菇云的世纪：为二十世纪作的计划，1996 年2 月13 日实施于美国内华达核试验基地》

　　吴洪亮先生在短短一个半小时里，为大讲堂的听众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因为篇幅所限，这篇讲堂记不能重新呈现出来。简括吴洪亮先生的观点，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以展览的方式思考”，要求策展人在展场中设置一套行走的逻辑，它与剧场很像，需要安排情景与角色，它们不一定都是美术史的，还要满足人的情感诉求，照顾观众的反应。二，“通变与变通”，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化万千，无论由外而内的冲击抑或由内而发涌动，都在考验着中国人的基因质量和应变能力，仅从美术的角度就给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通变”样本。在做展览的过程中，通变和变通是动态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态度和行为的综合体。